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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的细节，冠兰是不知道的，她也没办法知道，她需要是事实、证据。
法警报告：“证人到现在只来了一个人，我问他，他说是殷企业的二弟，是否带上来？”
冠兰说暂时不带。她眼睛看了一下书记员小马，示意什么情况？小马上来说：“我下午开庭前还打了电话，殷企业说他一定会准时来的。我刚才打电话没人接。”
辩护人钟大鹏抢话：“审判长，证人殷企业还没来，可否出示他的证言笔录。”
冠兰：“公诉人，证人未到庭作证是否可以出示证人证言？”旁听席有人不理解，小声议论着：你是审判长怎么征求公诉人的意见。
“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，对未到庭证人的证言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，当事人，辩护人，诉讼代理人的意见。”
英花肯定的回答：“不可以。”道理很简单，这种证言无法确定真伪。
冠兰说：“本庭支持公诉人的意见。”
钟大鹏并没有因审判长否决自己的要求而沮丧，他根本不再乎，继续说：“审判长，允许我向被告人发问。”
“允许。”
“被告人，刚才公诉人在列举证据时，你向办案人员交待，殷企业送你冬虫夏草时，他还说了‘是他通过别人在海青省购买来的。’这里‘别人’是谁？殷企业有没有告诉其人？”
“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殷企业没有说别人是谁，见我品尝了一颗冬虫夏草之后，他又说这冬虫夏草不会有假的，是他委托他二弟从海青省买来的，是正宗的好货。”杨阿伟这不属于翻供，而是被辩护律师捡了个漏。
“审判长，反对辩护人发问与本案无关的内容。”英花说。
“反对无效。继续。”
“审判长，我的当事人刚才所说，证明殷企业当时送他冬虫夏草，是殷企业委托他二弟从海青省购买来的。足以证明他二弟与本案有牵连，现已到庭，请允许出庭作证。”
“殷企业的二弟出庭作证是庭前会议决定的，允许。”
通过辩护人，公诉人的发问，得知：殷企业的二弟是做中药材生意的老板，他每年都要去海青等地收购大量的新鲜冬虫夏草加工后出售。201×年他大哥说要正宗冬虫夏草送礼，并嘱咐他想办法开一张100万元收购药材地药店的正规发票。后来他给了他大哥一点冬虫夏草和一张100万元的发票，发票是他通过熟人在‘海青健健药店’交了6万税钱买来的。
钟大鹏问：“你给你大哥的冬虫夏草你有没有估算大概多少市场价。”
“这个不好说，我说100万我说1万，有谁能证明？有谁能鉴定？再说这是生意秘密，与本案无关。”
有的听众认为钟大鹏提得问题傻乎乎，没有水平，其实不然，他是借殷企业二弟之口，告诉大厅所有的人，本案中的冬虫夏草的价格无法确定，更何况该赃物已经消毁。
到了这时候，直接证人当事人殷企业不来，仅有殷企业二弟之口，是证明不了殷企业到底送了多少冬虫夏草给杨阿伟的，是证明不了开虚假发票一事的。尽管有辩护人提交的‘海青健健药店’出示的证明书，但这样证明书谁都会提出质疑，认为是辩护人自己开的虚假证明书是正常的思维。殷企业二弟之言想要为杨阿伟洗脱这宗受贿罪是苍白无力的。
这种厉害关系冠兰、钟大鹏、英花是知道的。当事人证人不来，不翻供怎么帮忙？
冠兰急了，因为冠兰答应徐琳在法律的框架内帮她一把；钟大鹏急了，因为钟大鹏的辩护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；想不到英花也急了，因为徐琳通过英花的老公关系找上了英花的家门。
英花的老公在阳明区当社保局局长。说来无巧不成书，她老公最早是区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科员，从科员到副局长到社保局局长，是徐琳一手扶他上马的。竞争副局长的岗位时，夫妻俩还专门拜见徐琳，请徐琳局长出手相助，提携之恩，永记在心。在徐琳的运作下，英花老公如愿以偿当上副局长。不久，社保局局长因违纪挪用公款免职，区委初定由区纪委副书记暂时主持社保局工作，征求意见时，徐琳此时是分管副区长了，力荐英花老公，说社保工作不比其他行政工作，一定要熟习相关业务的人来领导，英花老公不仅清正廉洁，而且业务精熟。就这样，区里给了英花老公独当一面工作的机会。果然，英花老公不负众望，工作出色，不久任命为社保局局长。官场上谁都清楚，副局长与社保局局长无论权力重用不可同等而语。英花夫妇为此感激涕零。
当徐琳来到了英花家，不等徐琳把话说完，英花就答应尽自已的能量一定帮她一把，同时告诉徐琳，法院审理时涉案当事人证人当庭的言证，相当重要，尤其是受贿之类的案子，如果当事人证人当庭翻供，法院一般都采用这样的证据。话说得这么明了，而且与辩护律师说得一样，证人到庭的是何等的重要,徐琳死死的揪着证人不放。
庭前会议，当钟大鹏说庭审将提供新的证据并提出相关的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，英花没反对，表示同意。会议后在没人的场合，她对冠兰说：“冠姐，杨阿伟的第一夫人徐琳蛮会做人的，我老公就是她一手提拔的，唉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好？”
冠兰笑了一下回答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谁叫我们是姐妹呢？”下面的话还要说下去吗？
中国的人情世故太复杂，找熟人办事似乎是一种惯例，这种惯例的演绎，为行贿受贿提供了温床。在法制文明发达的国家，不管是谁工作之余上法官的家门，或者请法官到酒楼茶楼一坐，谈案子方面的事请求帮忙都涉嫌行贿或者类似我国妨碍司法公正罪。再说法制文明发达的国家也没有人愿意出面为案子上的说情，如果请之，人家会感到奇怪，反问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不感到这是犯法或者说不感这是耻辱吗？而我国反过来了，你怎么这种蠢，不去找人说情？而被请出面的人为之说情的也乐此不彼。这种现象司空见惯，成常生态了。这既是两种文化的差异，也是两种法制的观念。
像冠兰、英花面对的这种情况，按有关的规定是绝对不能在家里与来求情的人见面的。但是她们拒绝得了吗？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与国情。
这还算好的，冠兰、英花仅从情字和面子的角度出发，在不违反原... -->>
上面的细节，冠兰是不知道的，她也没办法知道，她需要是事实、证据。
法警报告：“证人到现在只来了一个人，我问他，他说是殷企业的二弟，是否带上来？”
冠兰说暂时不带。她眼睛看了一下书记员小马，示意什么情况？小马上来说：“我下午开庭前还打了电话，殷企业说他一定会准时来的。我刚才打电话没人接。”
辩护人钟大鹏抢话：“审判长，证人殷企业还没来，可否出示他的证言笔录。”
冠兰：“公诉人，证人未到庭作证是否可以出示证人证言？”旁听席有人不理解，小声议论着：你是审判长怎么征求公诉人的意见。
“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，对未到庭证人的证言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，当事人，辩护人，诉讼代理人的意见。”
英花肯定的回答：“不可以。”道理很简单，这种证言无法确定真伪。
冠兰说：“本庭支持公诉人的意见。”
钟大鹏并没有因审判长否决自己的要求而沮丧，他根本不再乎，继续说：“审判长，允许我向被告人发问。”
“允许。”
“被告人，刚才公诉人在列举证据时，你向办案人员交待，殷企业送你冬虫夏草时，他还说了‘是他通过别人在海青省购买来的。’这里‘别人’是谁？殷企业有没有告诉其人？”
“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殷企业没有说别人是谁，见我品尝了一颗冬虫夏草之后，他又说这冬虫夏草不会有假的，是他委托他二弟从海青省买来的，是正宗的好货。”杨阿伟这不属于翻供，而是被辩护律师捡了个漏。
“审判长，反对辩护人发问与本案无关的内容。”英花说。
“反对无效。继续。”
“审判长，我的当事人刚才所说，证明殷企业当时送他冬虫夏草，是殷企业委托他二弟从海青省购买来的。足以证明他二弟与本案有牵连，现已到庭，请允许出庭作证。”
“殷企业的二弟出庭作证是庭前会议决定的，允许。”
通过辩护人，公诉人的发问，得知：殷企业的二弟是做中药材生意的老板，他每年都要去海青等地收购大量的新鲜冬虫夏草加工后出售。201×年他大哥说要正宗冬虫夏草送礼，并嘱咐他想办法开一张100万元收购药材地药店的正规发票。后来他给了他大哥一点冬虫夏草和一张100万元的发票，发票是他通过熟人在‘海青健健药店’交了6万税钱买来的。
钟大鹏问：“你给你大哥的冬虫夏草你有没有估算大概多少市场价。”
“这个不好说，我说100万我说1万，有谁能证明？有谁能鉴定？再说这是生意秘密，与本案无关。”
有的听众认为钟大鹏提得问题傻乎乎，没有水平，其实不然，他是借殷企业二弟之口，告诉大厅所有的人，本案中的冬虫夏草的价格无法确定，更何况该赃物已经消毁。
到了这时候，直接证人当事人殷企业不来，仅有殷企业二弟之口，是证明不了殷企业到底送了多少冬虫夏草给杨阿伟的，是证明不了开虚假发票一事的。尽管有辩护人提交的‘海青健健药店’出示的证明书，但这样证明书谁都会提出质疑，认为是辩护人自己开的虚假证明书是正常的思维。殷企业二弟之言想要为杨阿伟洗脱这宗受贿罪是苍白无力的。
这种厉害关系冠兰、钟大鹏、英花是知道的。当事人证人不来，不翻供怎么帮忙？
冠兰急了，因为冠兰答应徐琳在法律的框架内帮她一把；钟大鹏急了，因为钟大鹏的辩护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；想不到英花也急了，因为徐琳通过英花的老公关系找上了英花的家门。
英花的老公在阳明区当社保局局长。说来无巧不成书，她老公最早是区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科员，从科员到副局长到社保局局长，是徐琳一手扶他上马的。竞争副局长的岗位时，夫妻俩还专门拜见徐琳，请徐琳局长出手相助，提携之恩，永记在心。在徐琳的运作下，英花老公如愿以偿当上副局长。不久，社保局局长因违纪挪用公款免职，区委初定由区纪委副书记暂时主持社保局工作，征求意见时，徐琳此时是分管副区长了，力荐英花老公，说社保工作不比其他行政工作，一定要熟习相关业务的人来领导，英花老公不仅清正廉洁，而且业务精熟。就这样，区里给了英花老公独当一面工作的机会。果然，英花老公不负众望，工作出色，不久任命为社保局局长。官场上谁都清楚，副局长与社保局局长无论权力重用不可同等而语。英花夫妇为此感激涕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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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前会议，当钟大鹏说庭审将提供新的证据并提出相关的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，英花没反对，表示同意。会议后在没人的场合，她对冠兰说：“冠姐，杨阿伟的第一夫人徐琳蛮会做人的，我老公就是她一手提拔的，唉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好？”
冠兰笑了一下回答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谁叫我们是姐妹呢？”下面的话还要说下去吗？
中国的人情世故太复杂，找熟人办事似乎是一种惯例，这种惯例的演绎，为行贿受贿提供了温床。在法制文明发达的国家，不管是谁工作之余上法官的家门，或者请法官到酒楼茶楼一坐，谈案子方面的事请求帮忙都涉嫌行贿或者类似我国妨碍司法公正罪。再说法制文明发达的国家也没有人愿意出面为案子上的说情，如果请之，人家会感到奇怪，反问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不感到这是犯法或者说不感这是耻辱吗？而我国反过来了，你怎么这种蠢，不去找人说情？而被请出面的人为之说情的也乐此不彼。这种现象司空见惯，成常生态了。这既是两种文化的差异，也是两种法制的观念。
像冠兰、英花面对的这种情况，按有关的规定是绝对不能在家里与来求情的人见面的。但是她们拒绝得了吗？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与国情。
这还算好的，冠兰、英花仅从情字和面子的角度出发，在不违反原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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